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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怎么冲(魔兽世界考古学怎么冲)

作者 : godaddy1210 发布时间: 2021-10-27 13:19 文章热度:0 字体:
  • 文章介绍
  •   摘要:“偏衣”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先秦服饰,以衣的背部中缝为对称轴,左右异色对称。本文认为偏衣应是战国时期对所有“裻在中,左右异”的服装的统称,这一共性特征是偏衣在当时被特别提出并得以命名的形象基础。战国齐墓出土偏衣俑当与西周春秋墓葬发现的木俑在功能上存在前后继承关系,很可能是类似方相氏的巫祝在丧仪中施诅祝祷时所穿着的一类特殊礼服;楚地出土偏衣俑也有特殊用途并与生死观念及墓葬仪式有关。

      关键词:服饰;楚服;齐服;偏衣

      在我国古代浩若烟海的服饰载籍中,有关先秦服饰的记载并不算丰富,因此,一些先秦文献罕见而又不被后世注家关注的服饰往往很难进入现代学人的视野,“偏衣”便是其中的一例。“偏衣”最早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晋侯使大子(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1]。《晋语》又称其为“偏裻之衣”,韦昭注云:“裻在中,左右异,故曰偏”[2]。其后的历史文献及诸家注说,有关“偏衣”的记载均围绕《左传》所记太子申生帅师而服偏衣这一历史事件。上世纪后半叶,随着考古发掘的大规模展开,沈从文先生结合考古材料最早提出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木俑服饰即是春秋时期的“偏衣”形象[3]。随后不久,孙机先生肯定了这种说法并进一步指出偏衣“应归入法服之例”[4]。后来又有学者对楚地的“偏衣”进行了系统梳理[5]。时至今日,更多的考古发现一方面证实了前人的推断,但同时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左传》在记述太子申生服偏衣时还特别提到晋大夫狐突之叹:“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纯;用其衷則佩之度”。所谓“纯”,是指衣服“壹其色”[6],意思是说,衣作为身之标识,当服纯色才合乎礼法。在此强调则讽喻“偏衣”之不纯,乃杂色之“尨服”。对于此说,历代注家多无异议,《史记·晋世家》载:“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服虔注云:“偏裻之衣,偏异色,駁不纯,裻在中,左右异,故曰偏衣”[7]。《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曰:“偏衣,左右异色,其半似公服”[8]。《国语》韦昭注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9]。《汉书·五行志》师古曰:“偏衣,谓左右异色,其半象公之服也”[10]。清之学者也多从此说,如李调元在《春秋左传会要·衣饰》提到:“左右异色曰偏衣”[11]。李贻德在所撰《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中也认为,偏衣“盖以背缝分而左右各自为色也”[12]。

      文献所云之“偏衣”明言服色,实则是指由服色不纯导致的“裻在中,左右异”的特别形制。可见“偏衣”概由其外观而命名,这种命名方法在先秦服饰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服饰中都很常见,如“三礼”常见之“深衣”,形容“被体深邃”;《仪礼》之“长衣”,言其制同深衣,袖长素纯。既然服色和形制特点都已明确,则二者可作为辨识“偏衣”的重要依据。即以衣之背部中缝为对称轴,左右异色。基于文献提供的“偏衣”的这两个显著特点,楚墓出土的木俑所穿着的具有“左右异色”特点的服饰,均可认定为“偏衣”,它们的形象为我们展现出偏衣“左右异色”的形制以外的一些款式特点,以下略作介绍。

      (一)武昌义地6号墓出土木俑

      1978年出土,2件彩绘木俑整木雕刻[13],作侍立状;头发及面部五官均以墨绘,双耳钻孔;服饰以朱、墨两色彩绘。木俑M6∶21,足部略残,残高52.5厘米,双手交握拱立状;身着过膝长衣;长衣以背缝为轴线、周身对称绘制有两色相间的大长方格纹;交领右衽,前襟领口处为弧形向上的尖角;袖口紧窄贴臂,长至腕肘之间;高腰束带,垂带宽1厘米,带左右两端有墨绘扣饰;束带以下左右两侧佩挂2条平行玉佩,其间表现有环、珠、璜、管、带结等玉器(图一,1)。木俑M6∶22,高56.6厘米,双手内曲至胸前,跣足;身前佩饰的串列顺序与前者稍有不同,领口处系一领结,其他服饰特征与M6∶21基本相同(图一,2)。

      

      (二)江陵枣林铺1号墓出土木俑

      1988年出土,2件彩绘木俑整木雕刻[14],作侍立状;头发及面部五官均以墨绘,双耳钻孔,双颊绯红;服饰以朱、墨两色彩绘;双足均残。木俑M1∶3,残高38.4厘米,前臂已残,从残存姿势判断应该为双臂前伸或内曲,身着长衣,从残存比例来看,衣长应在膝部以下;长衣以背缝为轴线、周身对称绘制有两色相间的大长方格纹;交领右衽,前襟领口斜直,领口背部平齐;袖口紧窄贴臂,长至腕肘之间;高腰束带,带余从正中垂下(图二,1)。M1∶9,残高38厘米,双手交握拱立状;其他服饰特征与M1∶3基本相同(图二,2)。

      (三)荆州纪城1号墓出土木俑

      1995年出土,2件彩绘木俑整木雕刻[15],作拱手侍立状,足部与俑身铆接;头发及面部五官均以墨绘,双耳均有钻孔。木俑身着过膝长衣,下穿矮帮圆头鞋,鞋口红色,鞋面黑色;长衣以背缝为轴线、周身对称绘制有两色相间的大长方格纹;交领右衽,前襟领口斜直,领口背部平齐,领口前部系一黄色领结;袖口紧窄贴臂,长至腕肘之间;高腰束红色宽带,带余从右侧垂下;束带以下左右两侧佩挂2条平行玉佩,其间表现有环、珠、璜、管、带结等玉器。木俑M1∶31相对完整,耳廓较大,耳垂有圆孔,俑高66.7厘米(图三;图四,1);M1∶01一足残,残高67厘米。

      除上文列举的6件偏衣俑外,还有一些木俑有穿着偏衣的迹象,如江陵秦家咀墓地刘家湾墓区99号墓出土的1件木俑(图四,2),整木雕刻,作拱手侍立状;身着过膝长衣,高腰紧身;周身彩绘基本脱落,红色腰带十分清晰,腰带以上的残留彩色中,隐约可见左右两侧深浅不同并呈现对称分布,推测原来彩绘所表现的服饰同样应该是左右异色的偏衣。根据报告所述,该墓地出土有数件类似彩绘木俑,但具体数量和外貌不详[16]。

      

      武昌义地6号墓、江陵枣林铺1号墓、荆州纪城1号墓均位于湖北楚故都纪南城东北部,江陵秦家咀墓地位于纪南城东南部,呈一条直线集中分布;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一椁一棺,年代在战国中期至战国中晚期;伴出楚墓常见器物,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就6件木俑本身而言,它们成对出现在墓葬中;呈现基本相同的侍立姿势;五官及躯干的雕刻彩绘手法也如出一辙;穿着服装的类型完全相同,在细部款式及装饰方面大同而小异,可见它们所代表的是楚文化中身份相同的一类人群,“偏衣”应为这类人群的固定服饰之一。

      二

      近年,山东淄博市临淄齐故城南侧范家南墓地发现的一批陶俑值得关注[17]。出土陶俑的2座墓葬(112、113号墓)东西并列,墓道南向。墓葬形制相同,均为“甲”字形竖穴土坑积石木椁墓,由墓室、墓道、椁室、俑坑四部分构成。墓室底部有生土二层台,椁室位于二层台中部,葬具与土圹间用河卵石填充。椁室内葬具均为一椁一棺。随葬有少量铜、玉石、玛瑙装饰品。

      2座墓分别设置有2个随葬俑坑。112号墓的俑坑(P1、P2)分别位于墓室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呈长方形或不规则长方形,长0.7~0.72、宽0.2~0.3米。2坑各随葬1件陶俑,放置方向均为头外脚内,P1陶俑面向上(图四,3),P2陶俑面向不明。113号墓的俑坑(P1、P2)分别位于墓室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均呈长方形,长0.64~0.7、宽0.2~0.26米。2坑也各随葬1件陶俑,放置方向也为头外脚内,P1陶俑面向南,P2陶俑面向上(图四,4)。如若俯视2座墓葬的平面图,4个随葬俑坑呈现等边梯形排列,似有意为之(图五)。4件陶俑出土时受填土挤压已成片状,其中2件已修复。综合考察2座墓葬的形制、葬具和随葬器物,均具有战国晚期齐国贵族墓葬的典型特征,很可能为夫妻异穴合葬墓。

      

      根据笔者实地考察,这批陶俑穿着服饰也当为“偏衣”之属。4件陶俑均为空心,头、上臂、双耳为套接捏合而成。其中,已修复的2件形制基本相同,均呈站立状,身体略微前倾,右臂屈肘上举、左臂平伸持握状,从姿势判断原来双手中似持有长杆状物体,现持物已佚。五官及头发彩绘;圆脸宽额,眉弓粗大,双目叶形,蒜头鼻,厚唇红彩;双耳宽大并有穿孔;胸肌丰满,双乳突出。所穿服饰为彩绘,黑线勾勒细部。服饰均为上下通体的长服,长可及地,下摆略微外撇,被体紧窄;最明显的是长服以前后中缝为对称轴左右异色,右半部彩绘红色、左半部彩绘黄色;左襟虽掩在右襟上,看似交领,但由于左襟短小、两襟基本等大,貌似对襟式服装。陶俑M112P1∶1右手五指并拢,掌心朝前,通高56.5厘米(图六,1)。陶俑M113P2∶1右手握空心拳,通高59.5厘米(图六,2)。

      

      类似的陶俑在淄博市淄河店2号墓也出土过1件,姿态、面貌等均类似。由于报告只公布有线图,因此服饰色彩、纹饰等情况尚不清楚。该墓也是“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一椁两棺。陶俑被放置于二层台两侧。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18]。因此这件陶俑的性质很可能与临淄范家南墓地陶俑类似。

      三

      如上文所述,湖北地区出土木俑所着偏衣为朱、墨两色左右交错对称排列,山东淄博出土陶俑穿着的偏衣则以朱、黄两色上下通体对称排列。虽然两种色彩和排列方式略有差异,但都不出文献所载“裻在中,左右异”的服色和形制特点,这两种类型可能为偏衣的地域特色。此外,湖北与山东两地所见之偏衣还展现出一些形制方面的其他信息。其一,均为上下通体长服,被体贴身,长度适中,露足或刚刚覆足;其二,前襟很短,长不过身后,貌似对襟;其三,袖筒紧窄短小;其四,四起不施缘[19]。

      这些特点均与当地的服饰面貌迥异,尤其是湖北地区所见的这几例偏衣与当地楚式风格的上衣差别更大。例如,与楚地一般服饰相比,偏衣更加紧窄贴身,尤其是袖筒部位更加紧窄。楚地服饰普遍为斜直交领,前襟较长,拥掩至身后,形成曲裾;此地的偏衣也有斜直交领,但前襟非常短,貌似对襟,且部分领口处为向上翻起的弧形尖角。更加显著的差别是束腰位置,与其他楚地服饰相比,楚地偏衣的束腰位置更高。另外一个明显差别体现在缘饰方面,楚地服饰一般都有很宽厚的领缘、襟缘、袖缘和下摆缘饰,且纹饰繁缛,装饰性强;而该地的偏衣却完全不见类似特点(图四,5)。

      就山东淄博的发现而言,偏衣与齐地其他服饰的差别虽不似楚地那样明显,但差异仍然存在。目前所见的战国时期齐地服饰形象主要来自于山东章丘女郎山[20]、临淄赵家徐姚[21]、临淄褚家墓地[22]等发现的舞女俑;安徽六安白鹭洲出土铜灯人像的穿着也为齐地风格[23]。齐地服饰既有上下连体的长服,也有上衣下裙的搭配,偏衣很显然属于前者。就领口形态而言,齐地服饰既有圆形交领,也有斜直交领,偏衣的领式与后者类似但前襟更短,左右两襟几乎等宽,故形似对襟。齐地服饰的装饰独具特色,衣面的纹饰较多地运用了纵向条带和圆点的组合,舞服还常有类似兽尾的拖地后摆装饰。偏衣却不见如此绚丽多样的服饰装饰,通体两种纯色,素面无纹饰。但需要说明的是,齐地服饰特有的一些款式特点在偏衣中也有体现,例如下摆后侧常表现有一个内凹的圆弧;两袖上臂多有一圈细线等(图四,6)。

      凡是种种,偏衣应是战国时期对所有“裻在中,左右异”的服装的统称,这一共性特征是偏衣在当时被特别提出并得以命名的形象基础。在这类服饰中,又有着结构、形制、细部特征、装饰手法等方面的差异,风格多样。这种差异既体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又体现出具体穿着者的不同身份与穿着的不同场合。上述湖北、山东两地的偏衣即是地域差异的反映。《左传》所载太子申生所穿的偏衣则是兵服中的非常之衣,是作战场合的特殊衣着。据载:“有常服矣,不获而尨,命可知也”,注云:“韦弁服,军之常也。尨,偏衣”[24]。其意是说太子申生率兵出师,本应穿着兵之常服韦弁服,但却穿着“杂色奇怪”的偏衣,可知他的命运会如何了。又,西汉之刘向提出,太子申生衣“偏衣”乃为“服妖”之举。“妖者何谓也,衣服乍大乍小,言语非常,故‘尚书大传’曰,時则有服妖也”,又“续汉志引‘五行传’云‘貌之不恭,時则有服妖’”[25]。既然偏衣为尨服,又有服妖之嫌,非常人所穿常服,那么,战国时期为什么还会有偏衣这类服饰的存在?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才能穿着或驾驭如此特殊的服饰呢?如若湖北、山东两地身着偏衣的木俑代表着墓主生前服侍其日常起居的侍从,他们身着杂色之非常服装显然于理不合。因此,偏衣穿着者的身份和功用如何自当另作讨论。

      四

      笔者注意到,《左传》闵公二年在论述太子申生服偏衣之事时还提到:“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对于这句话,一般学者鲜有关注,后来注说诸家也是聚讼纷纭,后学难得其解。出现类似情况其关键还是对“阻”字的理解多有偏差。杜预释“阻”为“疑”;服虔释“阻”为“止”;韦昭则认为“阻”乃古之“诅”[26]。笔者从韦说,理由如下。“诅”者,“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请神加殃谓之诅”,“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27],以上注解阐明三层含义:第一,“诅”乃是通过口言传达心声的一种行为,有如祷告;第二,“诅”之对象为天地神明;第三,“诅”之目的是要借助神明之力阻止某些行为,或者借助神明之力对某事产生负面影响。既如此,《左传》的这句话可以释为“先丹木说:‘这种衣服(偏衣)为狂夫施诅时所穿的衣服’”。

      那么,施诅之人“狂夫”又当作何解呢?根据文献记载,先秦两汉史籍所见之“狂夫”,一般是用来形容相貌丑陋、行为粗鄙之人。如若“狂夫”可以向神灵祝祷并施诅,那么表明这里的“狂夫”当非寻常意义上的丑陋之人,而是专指“方相氏”。据《周礼·夏官·司马》描述:“方相氏,狂夫四人”[28],可知“方相氏”之配伍一般是由狂夫四人组成。其穿着道具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可见他们戴面具、身着上衣下裳的周代传统礼服。其职责是“执戈扬楯,率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欧方良”[29],可见其职责有二:一是行四时之傩用以惊吓驱逐日常居所之恶鬼;二是在丧仪时为灵柩先导,进入墓圹用戈击墓之四角以驱逐鬼魅魍魉,且手持有戈、楯类兵器。“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30],可见方相氏扮相恐怖。

      结合文献所载“方相氏”的若干特点,我们不妨比照一下临淄范家南墓地出土偏衣俑的特征。陶俑的五官明显有别于普通人,圆脸阔额,眉弓粗大,双目圆瞪,鼻梁高直,蒜头鼻,嘴唇宽厚,耳廓宽大,两耳垂均有穿孔。虽不见面具,但面目威严,颇具可怖之貌。就姿态而言,4件陶俑双臂高举,两手原应有持物,可见有随身武器或其他道具。从偏衣俑在墓中的出土位置来看,两座墓设置有专门的俑坑安置陶俑,且陶俑均处于墓葬角落,放置方向均为头外脚内,头向和面向的摆放似遵循一定规则;两座墓虽各有2件俑,但如前文所述,两墓为夫妻异穴合葬、并列而置,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平面图显示4俑恰好分居四角,组成等边梯形(图五),这种布置当不是偶然为之,而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葬仪性质。综合以上现象,可见临淄范家南墓地偏衣陶俑与史籍所载之“方相氏”多有相合之处,他们不同于战国中晚期墓葬中常见的殉葬之俑,用以模仿墓主的现实生活,而是执戈扬楯,为墓主驱逐墓圹之殴疫方良。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临淄范家南墓地陶俑双乳突出、双耳穿孔,女性特征尤其明显。“方相氏”是否可以由女性充当,文献并不见明示,祈望更多的考古发现提供相关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所载之“方相氏”身着“玄衣朱裳”,而临淄范家南墓地陶俑则身着偏衣,似与文献不合,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当与方相氏为代表的巫祷之属在先秦两汉的发展演变与文献著录时间有关。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相关迹象表明,具有“欧方良”性质的俑可早至西周时期并延续至春秋早中期。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1号墓出土的2件漆木俑[31],俑高120厘米,大眼睛、蒜头鼻、招风耳,似戴有面具。木俑位于墓葬东侧二层台,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呈持物状(图七)。两俑之间和侧面均放置有漆木器,二层台其他面出土有带木柄的铜兵器和漆木盾牌。墓主为西周早期晚段的霸伯。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502号墓出土的4件木俑[32],俑高63~102厘米,鼻梁高直,五官其他部位以及头发墨绘,已漫漶不清,耳朵雕出,四肢榫接。木俑服饰以整木雕出,长至膝部以下,外部轮廓与偏衣俑类似。从前胸墨线残迹来看,衣领与西周同时代的服饰类似,为短襟;4件俑的上身均散见黑色彩绘,下身局部残存红色[33],为“玄衣朱裳”;脚下着翘尖履,履头有各种装饰,礼仪性质明显。木俑分别位于墓葬二层台的四角,其中南侧两角的木俑双臂前伸、双手呈下勾抓握状;北侧两角的木俑双臂前伸、双手手心向上呈捧物状(图八)。502号墓的墓主及年代曾有争议,报告认为墓主应属于芮国国君或身份略低的贵族墓葬,年代在西周晚期。对于以上两座西周墓出土的木俑身份,田建文先生认为与先秦时期的方相氏及其主持的“大丧傩”有关[34],笔者同意这种看法。此外,2018年新发现的陕西澄城刘家洼1号墓出土的2件木俑,木俑与梁带村出土木俑及其类似,五官刻画不清楚,双手呈现捧物侍立姿势。服饰以整木雕出,彩绘保存较好,明显可见上身的黑色彩绘和下身的红色彩绘,为典型的“玄衣朱裳”(图九)。墓葬为带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等级较高,出土大量礼乐器。该墓地出土有金首权杖和“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文,应为西周芮国墓地,1号墓墓主当为春秋早中期的一代芮国国君[35]。从墓葬等级、木俑形态、服饰特征等方面来考察,此次发现应与翼城大河口和韩城梁带村出土木俑具有相同的性质。

      

      综合来看,西周、春秋时期的三处木俑与临淄范家南墓地的陶俑,存在明显的前后相继关系,均为两周时期方相氏的表现。他们的姿势、数量、位置基本相同,唯服饰变化明显,即从“玄衣朱裳”过渡到“偏衣”。韩城梁带村和澄城刘家洼的木俑发现表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方相氏所着法服还严格执行着《周礼》所规定的“玄衣朱裳”,即上身着黑衣、下身穿红裳。以偏衣作为方相氏的丧仪法服很可能是在战国以后才流行开来,这种变化当与战国以后的服制变化有着直接关系。战国以降,随着上下连体深衣的广泛流行,上下连体的偏衣也随之逐渐取代“玄衣朱裳”这样上下分体的服饰结构,成为方相氏等巫祷行法事时的主要服装。此外,两周时期,“玄端朱裳”乃等级最高、最为常见的礼服,成书年代较早的《仪礼》中经常可见冕服为“玄衣纁裳”,可见这种服饰不仅为天子、诸侯之礼服,同样也可以作为方相氏之礼服;但在战国以后,方相氏之礼服似乎逐步脱离了两周传统意义上的礼服范畴,与方相氏之职能更加契合,向着更专业化、独立化、非常服化的服装形制发展,这或许也是偏衣能够成为方相氏丧仪祝祷专门服装的原因。也正因为偏衣逐渐成为葬仪场合的法服,如若平时穿着则被视为服妖之举。当然,地域因素也应被充分考虑,目前山东地区尚未有春秋以前的服饰材料,山陕地区也未见偏衣发现,山陕地区发现的三处木俑与临淄范家南陶俑这种服饰功能的前后相继关系是时代使然抑或只是地域的特点期待更多的考古资料进行补正。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考古发现除韩城梁带村木俑为4人外,其余均为2人,似与《周礼》所载“狂夫四人”的配伍不合;除翼城大河口木俑似有戴面具之迹象、临淄范家南陶俑面目可怖外,其余木俑五官均与常人无异,又与《周礼》“掌蒙熊皮,黄金四目”有差,这种现象当与《周礼》的成书时间有关。我们知道,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周礼》的成书时间在西汉初年[36],故书中记载的周代礼法制度很多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愿景,有些可能保留了西周时候的固有形貌,如方相氏的玄衣朱裳;有的则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反映的更多是汉代方相氏及其进行“大丧傩”的情况,如《淮南子》高诱注方相氏为“稀世之■貌”,汉画像石对此等人物多有夸张的描绘,这些考古迹象表明“方相氏”虽然延续不绝,但汉代的方相氏已然脱下“偏衣”这种法服,其形象与人类渐趋剥离,展露出更加诡谲可怖的面目。

      五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临淄范家南陶俑相比,两湖地区出土的几件偏衣俑面目恭顺平和,穿着的偏衣外还戴有礼仪性质的玉佩,与汉代文献所载之“方相氏”相差较远。为了解此类木俑的性质,不妨比对一下楚地同时代的其他木俑。笔者注意到,除了7件偏衣俑外,楚地还有一部分木俑虽然未穿偏衣,但五官、姿态和服饰款式均与偏衣俑相似,服饰整体结构和外部轮廓乃至细部装饰也与偏衣相差无多,最典型的就是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8件木俑[37](图一〇),它们呈拱手侍立或双臂平托贡献状,尤其是束腰部位的红色宽带装饰与荆州纪城1号墓木俑M1∶31、江陵枣林溪1号墓木俑M1∶3都极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周身服饰不见左右异色的布局,而是以红、黄二色彩绘凤鸟纹、花卉纹、卷云纹和回纹,这是楚地典型纹饰。此外,根据报告描述,湖北江陵雨台山21号墓出土的2件木俑、186号墓出土的2件木俑[38](图一一)、江陵太晖观楚墓出土的2件木俑[39]、黄冈曹家岗5号墓出土的4件木俑[40](图一二)以及湖南汉寿株木山20号墓出土的2件木俑[41],各方面特征也与偏衣俑相似,唯服饰色彩全貌不明,周身只残存淡墨色或朱色痕迹。上述木俑出土墓葬基本与偏衣俑墓葬类似,为中层楚系贵族墓,年代在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前段。只有荆州天星观2号墓规格更高,年代在战国中期。为便于说明,下文暂称以上木俑和楚地偏衣俑为甲类木俑。

      

      此外,楚地还出土有数量更多的另外一种木俑,暂称之为乙类木俑。比较典型者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4件木俑,身穿纺织衣物,仿真发髻;湖南地区则多出土有表现劳作的木俑。与甲类木俑相比,乙类木俑的生活气息更加浓厚,似乎代表墓主生前的奴婢仆从。

      

      综合来看,楚地出土的甲乙两类风格的木俑当代表了不同身份的人物,前者更具礼仪性质,木俑穿着的偏衣或凤鸟纹长服更似礼服;后者生活气息浓厚,木俑穿着服装更类常服。

      我们知道,楚文化是先秦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很多风俗与中原地区迥异,虽然穿着甲类礼服的木俑所进行的仪式是否与“大丧傩”相关尚无确凿证据,穿着偏衣的此类木俑是否为方相氏也尚无法确认,然鉴于楚地素来巫风盛行,穿着甲类服饰的木俑很可能与当地巫祝祛邪的仪式相关。楚墓出土文献表明,卜筮祭祷是楚地出土战国竹简的主要内容之一,自1965年荆州望山1号墓首次出土卜筮祭祷内容的简牍以来,荆门包山2号墓、新蔡葛陵楚墓均出土有内容详备、格式规整的卜筮祭祷类简牍,尤其是出土有偏衣俑的江陵秦家咀99号墓曾出竹简16枚,上记有“贞之吉,无咎”这样的卜筮之辞[42]。卜筮祭祷简与偏衣俑同出暗示出两者性质上的密切联系。

      曾有研究认为,“偏衣在楚人的观念里很有可能是通神、通阴阳的服饰……偏衣俑很可能也是为引导墓主人的魂魄出阴入阳、通神而置”[43]。楚地是否存在引导升仙的观念暂且不论,但笔者认同楚地偏衣俑从事卜筮祭祷的身份并且与墓葬仪式相关的用途,偏衣在此时当是作为丧葬礼仪中的礼服而出现。

      六

      在新考古发现的推动下,“偏衣”开始走出历史文献,由“名”至“形”,逐渐清晰于学界。然而在不断探索中我们也发现“偏衣”除了以“背缝为对称轴左右异色”的基本特点外,还有更多样的外在形式和更复杂的内涵。文献与考古材料均表明,偏衣整体面貌与同时期其他服饰差别显著,应非常服之属,而与礼服相关,其中一部分偏衣很可能用于葬仪法服。就流行时间来看,目前考古发现的偏衣均为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左传》、《国语》等所述“偏衣”之文则是春秋史事,因此不排除偏衣自春秋即已出现。然而从澄城刘家洼木俑身着“玄衣朱裳”的情况来看,将偏衣用于葬仪法服在春秋时期很可能还没有发生,这种变化当出现在战国以后并且与深衣的普遍流行有直接关系。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项目号:19FKGB001)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荆州博物馆彭浩先生、山西大学王炜副教授等诸位老师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王方,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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